文／吳茂成（台南社區大學台江分校執行長）
水圳不應只是灌溉的生產工具記憶，也是地區生活文化的水記憶，這是在地的知識，也是未來生活的想像。
時代發展，水圳灌溉生產功能逐漸消失，但是，地方生活存有的水記憶與知識，卻是不爭的事實，我們必須從這部分來發現，來思考水圳對當代生活的重要性，這也是八八水災之後，我們在國土規劃上的重要思考點，不可迴避的轉捩點。
台灣第二屆水圳會議，在諸位守護河川的好友與社群凝聚下，順利在嘉義舉行，這是河川ＮＧＯ團隊的行動與反思力量的展現。今年對話的議題更具多元性，從台灣水圳守護運動，談到日本的河川文化運動；從科技產業的排放水標準，到公部門河川資訊的公開化；從都市生活空間的圖層調查到地方集體記憶的形塑…我們面臨著問題的解構與解決的迫切性，同時也面對著願景的可實踐性的挑戰。
北台灣後圳溪研究者彭揚凱運用碑文、地圖、老照片及新聞文獻，對照於現代都計的生活觀，尋找後村圳的新生命，為都會型水圳的出路，開啟了一扇思考的窗，這扇窗給了公部門都計單位與學界在進行規畫時，重新看到將水圳納入思考的可能性。
地方是記憶的集合體，水圳更是常民生活的載體。因此，嘉義大溪厝研究者戴介三從集體記憶的形塑，來談一個與溪有關的村落文化的流失與再生，從常民生活去談村落發展的文化資源與社區發展困境。
水有其清時，也有其濁時，村落也是如此，人的一生更是如此。人的一生具有建構性，有因有果，有源有脈，因此，水圳的守護與再生，也是如此的。但，挑戰的困難，在於如河發現存在於水世界與人類世界的結構問題，這個問題是如何影響著我們的生活。因此，我們要解構，就要從問題性、生成性去思考，才能看到清晰的未來，因此，我們要調查，要回觀，要對話，要批判，要行動，如此願景才會成為真實的生活。
彭揚凱今天介紹了他如何調查後村圳的方法，一開始收集圖資與套疊，第二步是針對土地使用與分區的調查，了解如何與水圳連結，找到連結點之後，再進行土地產權的調查，最後企圖整合公部門各項工程，找到水圳附近的公共建設案，進行遊說改變，例如污水下水道與水圳之間的關係。透過這樣的調查，彭先生發現了公部門分工的盲點，也因此，讓他找到學校改建與水圳再生的機會，企圖將學校附近的水圳重現，他認為，這是都計技術可以進行的改變。
戴介三則是從集體記憶的形塑，作用與被作用的觀點，進行地景地物地文的調查，了解人從何來，水從何去，村由何建，進一步發現了有趣的生活故事，激發出我們對地方未來的想像。這樣的想像，是從水圳來學習，是沿水圳來溯源，我們為何要有水圳呢？這麼一個簡單問題，也可以說是笨蛋問題，我們也許以為我們懂了，然而，我們檢視真實的生活空間─清淨的水圳在那裡時？我們不禁要懷疑─我們得了精神分裂症。
日本文化研究者戴開成從日本琵琶湖沿岸的「水與鄉」再造，反思社區與水的關係，鐵道取代了水道，水路就被遺忘了，當地婦女發起了守護河川運動，發起了琵琶湖會議，初步整治有了成果。另一則是近江八幡的故事，來自於民間的反思力量、一位藥商與一群居民，改變一條被遺忘、廢棄的水道，從髒亂之河，變成現代生活的親水之路，這位藥商賣的藥，一度還被政府封殺，幾年後，這位藥商自己當選市長。
這座城市居民的反思力量，不僅於整治河川，還深刻的批判內在與外在的生活文化與視野，他們覺得這樣的河川整治，只不過是排水溝式的整治，缺乏了文化。這樣的思考是問題性，也是生成性，而不是框架內的思想與經驗的複製。
他們開始探討文化之水的意義，思考水道為何如此呢？因而發起公共的對話與反思，最後他們發現公部門的職員缺乏文化的素養，未將文化性的思考融入於行政與施政的設計中。因此，他們制定水鄉景觀法，限制產業開發破壞景觀。這是從消極的河川整治，到積極的人與水的互動思考觀。這樣的反思令人敬佩，這是台灣要學習的。
我們不只是要有水，還要有文化。我們不能一直沉迷於河川整治的工程觀，設污水處理站，設抽水站，加高堤岸，疏浚河道…，而是要有文化觀，要有願景觀，要有互動觀。思想與行動更要有問題性與生成性。在這樣的互動觀下，戴開成也介紹了東京一位媽媽進行市區水圳古道的維護，最後成為生活的步道。
這都是民間的力量，參與公共政策的形塑，制止了公部門整治工程觀的迷思，因為整治工程觀迷思，到最後隔離了人與水的互動，讓人對水麻木了。誠如彭揚凱所說執政者有一種連任的欲望，我想，這種欲望導引政府機器必須不斷的建設的欲望，但是這種欲望不能是盲動的，而是要有理性的行動，否則就會淪為發情式的盲動。
台灣水圳的願景與困境，探究的是結構，探究的是生活與環境的想像，二天的時間，民間與公部門在此對話，希望透過對話，找到改革的出路。有感動才有行動，感性的力量才能讓我們激發更強大的行動，我們要將水圳守護運動，形成一種社會的公共對話議題，而不只是個人的，不只是非營利社團的，而是你我，也是全民的安身立命的根基。
